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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汉的事情发生在北宋，宋徽宗年间。梁山好汉出自于施耐庵所著《水浒传》，全书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后接受招安，为朝廷四处征战的故事。梁山好汉也可称作一百单八将，即是梁山泊上的一百零八个头领，由天罡星三十六员和地煞星七十二员组成。这一百零八人性格各异，各有所长，结局不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群像。
〖One〗、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的悬瓮山下的晋祠，是三晋大地魂系之处。这里最初是祭祀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所建。其中的难老泉、侍女像、圣母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Two〗、侍女像与圣母像皆位于晋祠主殿圣母殿内。圣母殿是晋祠内主要建筑，坐西向东，位于中轴线终端。是为奉祀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周成王与唐叔虞的母亲邑姜所建。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一1032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重修，是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剪边，殿高19米。
〖Three〗、圣母殿内宋塑侍女像，是我国宋代雕塑遗存中的精华之一，它脱离了宗教神话偶像的范畴，反映出封建社会宫廷生活和宫廷人物的精神面貌。
〖Four〗、殿内宫娥侍女装束者三十一人，据其姿势、神态和手执器物，大体可以看出她们是当时皇宫里“尚室”、“尚缮”、“尚宝”以至歌伎、舞伎等方面的侍者。她们都在为帝后服种种劳役，如洒扫梳妆、奉饮食、侍起居、奏乐歌舞以至侍奉文印翰墨等等。她们各因职位、年龄、性格和遭遇不同，表现出极不相同的思想感情，少者天真，长着老成，或喜悦、或烦闷、或悲哀、或愤怒、或沉思，无不表现的淋漓尽致。各像大小与真人略同，造型典雅，体态丰盈俊俏，面貌清秀圆润，顾盼传情，异常生动。因此，当人们置身殿中，似乎能看到她们轻巧的动作，听到她们悄声的言谈。
〖Five〗、这些侍女雕塑并没有借助夸张这一惯用的艺术手段来表现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而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运用恰当的造型语言来塑造每个人的职别和性情。如称为歌舞伎的侍女，她面带微笑，俯首下视，乌发高髻，红花束于髻顶，她手据绣巾，身势微侧，纤细柔丽，显示出舞女轻柔活泼的情态。她的动作变化微妙，显得优美而温静，意态含蓄而大方，娇而不羞,正似窈窕淑女，但又不同于故作羞态的大家闺秀。她旁边的侍女，却故作男状，左手握右手，眼平视，胸微挺，脸作无表情状，略有公子气质。前者活泼多姿，后者严肃恭敬，从中可以看出她们之间有明显差异的职别和各自所具有的特征。侍女职业不同，性格也不同，像洗衣、扫地的宫女就完全不同于这两个人的神气。
〖Six〗、圣母殿中43尊彩塑的塑造者创作性地将表现对象从虚无缥缈的神转向有血有肉的人。虽然由于仪轨、身份的限制，圣母像塑造得比较拘谨和刻板，但其余的42尊侍从像举手投足，顾盼生姿，世态人情，纤毫毕现，每一尊塑像都个性鲜活生动，造型无一雷同。除了对人物形象细致入微刻画外，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也体现出民间雕塑艺人的高超技艺。圣母身穿的袍服，被塑造得质地柔软，宛如绸缎--般随着人体结构而有韵律地下垂。侍从所着服饰的衣纹多做程式化的处理，披巾、绶带以及佩戴的不同形状的玉佩等细节既表现了人物不同的身份，也增加了造型的变化。群像中的5位男性侍从虽同为宦官，因为各自职责、身份不同，服饰也各不相同。例如，其中-位负责膳食的宦官脚穿弓鞋，两位圣母近侍传令官穿平底鞋，还有两位宦官则脚蹬长筒靴。4尊宫廷女官像皆着男服，头戴乌纱，系玉带，脚蹬薄底乌靴。其中两位着大袖衣，双手相叠合抱;另外两位着宋代武土装，分别手捧朱红珠宝盒及靛蓝烛台。这4位女官像与宦官像相比，身材相对矮小，但面容姣好，感情丰富。
〖Seven〗、他们的创作手法也紧紧围绕真实表现的要求，突破了历代寺观雕塑概念化、程式化的形式。如衣纹的表现全部运用了活纹，没有一根死纹。运用深纹、浅纹、实纹、浮纹进行恰当的配置,使雕塑栩栩如生。她们的衣纹表现不同于那些做装饰的线条，而且很重视衣服的体积、质感和衣褶的起点和俯着点的变化，衣纹;起伏变化以及它的起与止都做得来去分明。在雕塑的线形处理上、服饰道具等诸方面都接近于写实的技巧，同时适合每个人物的性情和职业。但它的写实并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画再现，而是极具典型和特征的表达。
〖Eight〗、彩塑在宋代是一种流行而普及的造像形式，其属于泥塑的范畴，制作材料由一定比例的黏土、纤维、河沙和水组成。彩塑造型之前，首先要搭起支撑骨架，再进行塑造，采用刮、堆、锥、削、刻、捏等多种手法，再经过阴干、打磨、上粉、装彩等工序制成。但是由于彩塑多是外表彩绘的木胎泥塑，而木胎极易遭受菌类、虫和鼠的侵害，浸水或长期潮湿等气候条件也易使彩塑泥层产生裂缝或酥碱，所以宋代的彩塑原作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Nine〗、晋祠圣母殿中的彩塑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基本完整的宋代彩塑，虽然后世在维护和重修时在塑像的面部、颈部和部分衣饰上涂了白粉和色彩，有的眼皮、眼角被白粉遮盖，有的还被重新勾画了双眉，但是其宋代彩塑的风韵犹存，它像是一座宋代的彩塑博物馆，保存和展示了我国古代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和智慧的结晶，同时对于后人研究宋代宫廷礼制和宫闱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李白素有“酒仙”的雅号，“李白斗酒诗百篇”，在他写的一千五百首诗文中，提到酒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余首，可谓是酒气熏天，酒香四溢。
其中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情冲天，“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的寂寞无奈，“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潇洒旷达，“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的痛快淋漓，“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的黯淡伤别，“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凄凉悲惨……
李白一生嗜酒如命，大醉无数，他在给妻子的《寄内》诗中曾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而他在《襄阳行》中更是狂饮:“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一日要喝上三百杯呵，这第一酒兴诗人之荣看来是非李白莫属了。
杜甫自幼好酒，有“少年酒豪”的戏称。他年少时为了饮酒可以“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当衫换酒也在所不惜，“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夕江头尽醉归”，到老时穷困潦倒，不得不叹道“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身”。
即便如此，也还是写出了象“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千这样的古名句……
当然杜甫借酒抒情的诗句也有很多:“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说的是畅饮归乡的欣喜，“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道的是颠沛流离皓首穷经的悲凉，“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写的是羁旅无涯的愁苦……把酒伤怀，怎一个“醉”字了得!
苏轼性格旷达豪放，超尘脱俗，酒入其口，总会化出豪气冲天的诗句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便是一例。
东坡在前词中原本是感伤白发早生，功名无凭，充满了沉痛与悲凉，但是走笔至此，心思一转，“管他梦不梦呢，且喝酒去也!”心情豁然开朗，意兴豪迈风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月更古不变，人生却变化无常，诗人这把酒一问，似是问得痴了。
苏子的入诗酒句实在太多，如“酒酣胸胆尚开张”、“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障泥未解玉骢娇，我欲醉眠芳草”，“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佳节若为愁?且把清尊断送秋”，“诗酒趁年华”……俯拾皆是，数不胜数。
白居易自称为“醉司马”，不仅诗韵不让李白杜甫，酒兴更不在其之下，白居易的诗篇中有关饮酒的高达800首。其中最经典、最雅致的当属《问刘十九》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读着，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屋内绿酒红炉，熏烟袅袅;屋外黑夜白雪，凛冽萧萧;诗人寥寥数笔将这寒夜会友，把酒言欢的温暖场面描绘得雅兴逼人。
白居易一人沉浸在酒色酒香中还不过，据说他还写下了《酒功赞》，并创办了诗酒会“香山九老”，与好友一道赏酒论诗。我不得不折服白居易的诗酒情怀，也领悟了他在《对酒行吟赠同志》中所写的“百事尽除去，唯余酒与诗”。
南渡女词人李清照一生坎坷漂泊，经历了国破家亡，与明诚生离死别，每每伤感愁苦，总会借酒浇愁，以酒忘情，可惜借酒浇愁愁更愁，以酒忘情情更幽。易安的诗句中，酒总是不离左右，酒量不让男儿。
一首“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令人黯然神伤，“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充满了叹息哀怨。“沈醉不知归路”，“浓睡不消残酒”，“险韵诗成，扶头酒醒”，“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都写尽了诗酒飘零，缕缕相思化作了杯中清泪。而“酒意诗情谁与共?”的一声轻问更是将诗酒相依的情怀写到了极致。
陶渊明把酒比作“情人”，曰“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饮酒》，更是诗中之鸿篇极品:“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细细体味，若非提壶临远，似难开阔;梦幻亦不超然。可见酒在浮想联翩、情景交融之中的“曲酵”之功何等微妙。
范仲淹乃背诵北宋政治家、文学家，那么他的把酒临风就难免忧国忧民了:“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可见其为官的清廉，品质的高洁。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秋未勒旧无计”以酒抒情，杯中之物承载了思乡之情，挥之不去。“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说是儿女情长也好，说是忧国忧民也罢，总之读范公的酒诗，既有酒的醇，又有酒的忧。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把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孟德一代枭雄，大志在怀，面对着美酒佳肴，狂饮高歌，口中念的是人生苦短，稍纵即逝，心中盘算的却是待到天下大治，山河统一，再来举杯痛饮，“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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