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果您还对道教和宋朝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道教和宋朝的知识，包括为什么道家正统失传了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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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比较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Two〗、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Three〗、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Four〗、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Five〗、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Six〗、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Seven〗、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Eight〗、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Nine〗、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Ten〗、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比较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1〖One〗、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Fourteen〗、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1〖Two〗、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1〖Three〗、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1〖Four〗、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1〖Five〗、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1〖Six〗、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1〖Seven〗、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如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1〖Eight〗、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1〖Nine〗、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20、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2〖One〗、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2〖Two〗、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Fourteen〗、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2〖Three〗、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2〖Four〗、元和〖Fourteen〗、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2〖Five〗、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2〖Six〗、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2〖Seven〗、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2〖Eight〗、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One]、早期道派（主要指符箓派诸教）
符箓派道教长于斋醮法事，唐时为最盛。符箓教派以正一道为代表，其他有上清、灵宝、正[One]、神霄、清微等较大的派系，宋元时期还出现过不少符箓小派。各派之间相互融合吸收，区别越来越小，到后来全部汇入正一道。
正一道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设坛、烧符等都是正一道的看家本领。宋真宗曾召见第二〖Fourteen〗、代正一天师张正随，赐“先生”的称号，从此至南宋末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几乎代代正一天师都得到皇帝赐号。宋徽宗甚至为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京城附近修建了“崇道观”，龙虎山本营的上清观也升格为“上清正一宫”。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被宋理宗授予总管符箓各派的大权，从此正一派成为符箓派的统领。第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在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被封为“翊元崇德正一教主”，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元代时，龙虎山天师府的权力更大：可以建议任免江南各地道教事务管理官员和道观管理人员，可以向皇帝提出“经费申请”，可以提出“人员编制”问题，甚至可以直接发放“度牒”，即赐予道士身份。明太祖朱元璋赐第四十二代正一天师张正常为“真人”，并下诏让正一天师世代掌管全国道教。清代和民国年间，正一道逐渐衰落。1912年，第六十二代正一天师张晓初试图在上海建立正一道的全国性教会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但最后仅成立了上海分会。
上清派约形成于东晋时期，因其弟子专门研习《上清经》而得名。《上清经》由《黄庭经》衍生而出，也称《大洞真经》，以“存神服气”为修行方法，辅以育经、修功德。《黄庭经》分内外两篇，全名《太上黄庭内景玉经》和《太上黄庭外景玉经》。《黄庭经》被称为“寿世长生之妙典”，是茅山派的典籍，也是后代全真教的必修功课，全部经文都是七言韵文，讲究“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认为“恬淡无为”是好的修炼方式，修炼的关键则为“男藏精，女藏胎”，人应“以精为本，以气为根”，“完坚不丧，滋补元气，则老而可壮。”主要的修炼方法是调息和存神，使“太和阴阳气上达黄庭至丹田，再返归黄庭神守之。”上清派认为，“五脏有神”，“存思诸神”，就可以通灵达神，洞观自然，养神炼气，乘云飞仙。
上清派一代宗师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江东名门丹阳氏。永明10年（492），36岁时，辞去官职，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退居句容之句曲山（茅山）修道。因陶弘景在茅山修行，茅山则成为上清派的中心，故后世也称上清派为“茅山宗”。陶弘景开创了“佛道双修”的先例，其晚年宣扬“曾梦佛授其菩提记”，自称“胜力菩萨”转世，亲自到宁波阿育王塔受戒。归茅山后，即建佛道两坛，隔日朝礼。临终时，遗言死后“冠巾法服”，“佩符左腋下”，外面“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
陶弘景编订了第一部道教神仙谱系，称《真灵位业图》，包括天神，地祗、人鬼和诸多仙真，大约3000名，以7个等级排列，其中央的上下次序是：元始天尊，玉晨元皇大道，太极金阙帝君，太上老君（无上太道君），九宫尚书，定录真君中茅君，丰都北阴大帝。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总结了北魏张湛对《养生集》、《摄生论》、《养生术》等著作编集总结的养生理论，保存从先秦到两晋的已佚著作达32种。其基本理论就是养神和炼形，“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养神就是要“游收虚静，息虑无为”，清心寡欲。炼形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度”。
唐代茅山派达到鼎盛，出了很多知名道士，通过他们的活动，茅山派逐渐成为在全国具有比较高地位的道派。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派渐渐衰落。上清派历代宗师都得到过朝廷封号。在北宋中后期，它终于成为“经箓三山”之一。上清派第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被封为“国师”；第三十五代宗师任元阜曾受南宋宁宗诏令，做大道场禳除水灾。第四〖Fourteen〗、代宗师王道孟，为元帝祈雨驱蝗，得到“真人”封号。茅山宗从南朝梁至北宋，鼎盛数百年，一直为道教主流。南宋以后，逐渐衰微，但仍传承不绝，且时有高道名于世。至元代，名道士杜道坚入觐元世祖，奉玺书提点道教，住持杭州宗阳宫，皇庆元年（1312），仁宗授号“隆道冲真崇正真人”。其后，又有茅山道士张雨，以能诗善画享誉于元后期。进入元代以后，上清派很少有著名宗师出现。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元室封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总领三山符箓，茅山宗上清宗坛归并入正一道。它作为道教的一宗，虽仍有传承，但已是强弩之末了。
据《茅山志》载，茅山宗共有嗣法宗师四十五代。第一代称太师，第二代称玄师，第三代称真师，其后各代皆称宗师。嗣法宗师的绝大多数皆出身茅山附近的句容、丹阳、溧水、金坛等县世代崇道的隐逸之家，自幼受道教的熏陶。嗣法宗师的传授，宋徽宗以前，一般以杨羲、许穆、许翙所传上清经箓为凭。自刘混康获得朝廷赏赐的九老仙都君玉印和玉剑后，嗣法宗师的传法信物增添了印剑。现九老仙都君玉印、玉圭、哈砚、玉符四宝仍藏茅山道院，为“镇山四宝”。
灵宝派为早期道教派别之一，约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以专门传播《灵宝经》而得名。《灵宝经》描绘出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玄及其后嗣的传承谱系。灵宝派尊奉的比较高神是元始天尊，祖师是三国吴道士葛玄，促进灵宝派发展的大宗师是葛巢甫。葛巢甫是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从孙，生当东晋晚期。在此之前很久，即有灵宝经书的造作与传授。葛洪《遐览》篇所录之书出自其师郑隐所藏，证明在郑隐、葛洪之前，确有《灵宝经》问世。现《正统道藏》所存《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上，亦载有上述授经故事，所述《灵宝经》渊源，大致与《越绝书》《抱朴子"辨问》之说合，只是略有增益，其书名亦同于《越绝书》之《灵宝五符》。
灵宝派的基本信仰，是长生成仙。其修炼方法，主要是符箓咒术，用它来召神役鬼，消灾除病，也用它上通天神，使修道者名登仙籍。其弟子注重祈祷请神、礼拜斋醮等法事进行“教化劝善”。受上清派的影响，灵宝派导引炼气也讲存神，服气，叩齿，咽津。从其重符箓科仪方面说，它与天师道相接近，而与上清派有区别；从其强调劝善度人方面说，又与天师道和上清派都不完全相同。
陆修静（406～477）则是更为重要的传人。他是南朝著名道士，对改造旧道教、建立士族新道教有很大的贡献。他与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皆有渊源，但皆无直接的师承关系，自称“三洞弟子”。据陶弘景《真诰》记载，灵宝派据茅山每年“三月十八日，公私云集，车有数百乘，人将四五千，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看人惟共登山作《灵宝》唱赞，事迄便散。”可以看出，从齐到梁，作为茅山宗祖山的茅山上清法反而不被人们所重视，群众感兴趣的倒是灵宝派的斋醮法事，灵宝信徒超过了上清信徒。这是陆修静弘扬灵宝经法的结果。陆修静虽对灵宝派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未见有弟子传承其灵宝经法者。因此灵宝派在陆修静之后的情况已不甚明了，且直至隋唐，也无灵宝道士显名于世者。大约至北宋初，方见灵宝派在江西清江县阁皂山形成传授灵宝经箓的中心，被称为阁皂宗，使灵宝派再次显名于世。
灵宝派的分支“东华派”创立于两宋之际，创始人为道士宁全真，其修炼法门讲究斋醮和内丹相结合。
神霄派创始人为北宋末江西南丰道士王文卿。徽宗时，林灵素借助皇帝的力量推广“神霄雷法”，使它风行一时。此后它传承不绝，支派繁生。神霄雷法是一种据说能够召雷唤雨的符箓法术。该派认为道士作法必须以内丹修炼作为根基，“内炼成丹，外用成法”，主张融合内丹与符箓。
清微派的创始人是唐末广西零陵人祖舒。经五代北宋，至南宋晚期，其影响渐大。南宋理宗时，第10代宗师黄舜申以擅长清微雷法闻名京城，皇兄赵孟端拜他为师，跟他学习清微雷法。
南宋初，道士周真公称许逊等六位真仙降临，向其传授净明灵宝秘法，创立净明道。该派传行“净明法”的新符箓。净明道也重视内丹修炼，强调符箓与内丹的结合，同时净明道也十分重视忠孝伦理。元初，江西隐士刘玉以南昌为活动中心，再开净明道宗。新净明道自称“净明忠孝道”，宣扬佛道儒三教归一的宗教学说。
楼观道为早期道教派别之一，形成于北朝北魏时期，流传至隋唐间。楼观道尊尹喜为祖师。尹喜的原型是春秋时代与老聃齐名的道家关尹。庄子将其与老聃并列，叹为“古之博大真人哉”！关尹主张“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做人要“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所以他“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诸家学术特点时，称“老聃贵柔”、“关令贵清”。《楼观本起传》：“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名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问道授经，此大教所由兴也”。楼观道由此得名。该派在南北朝时期，力主“老子化胡”之说，称尹喜始终是老子化胡（实为化佛）的随行大弟子和得力的助手或代理人。楼观道是当时排佛之最激烈的一派。
楼观道尊奉的经典主要是《道德经》，其传习的修炼方术，表现了杂采兼收的特点，即符箓与丹鼎皆习。楼观道发展至北周及隋，进入其鼎盛时期。进入唐代，因唐宗室认道教始祖老子为圣祖，相应大力尊崇道教，特别是因楼观道士岐晖（字平定）曾赞助李渊起义，故李渊作大唐皇帝后，对楼观道特予喜欢。在唐王朝的支持下，楼观道一直处于向上发展阶段。天宝（公元742～755）年间爆发安史之乱，此后楼观道趋于衰落。中经两宋，终于默默无闻。北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曾改楼观（宗圣观）为顺天兴国。至金哀宗天兴（1232～1234）间，因遭兵燹，楼观焚毁殆尽。至元代，全真道加以修复，变为全真观宇，原楼观道士亦转为全真道士。
太一道、真大道教和随后创立的全真教均创立于金初，史称“新道教”。
太一道的创始人为萧抱珍，河南汲县人。太一教以老子学说修身养性，用“祝由”法，配合符箓，济人治病、祈禳呵禁。太一教师承较严，入教道士须改姓萧。金大定年间，太一教鼎盛，元代，太一道逐渐融入正一道。
真大道教创始人刘德仁，沧州乐陵人，约于金皇统2年（1142）开始传道，初名大道教，元宪宗时，赐名为“真大道教”。《道园学古录》称“真大道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已”，刘德仁创立真大道教有“九戒”：一曰视物犹已，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宁清静，四曰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学者宜世守之。真大道教起初流传于河北，金盛时曾广泛流传于陇蜀、齐鲁、江淮地区，元末逐渐衰落，可能融入全真教中。
王喆（1112-1169），原名中孚，字允清，道号重阳子，又称王重阳，陕西咸阳大魏村人。47岁时弃家修道，于终南山南时村挖洞而居，自称“活死人墓”，内则修炼金丹，外则佯狂装疯，自号“王害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他放火烧庵起舞，东出潼关，赴山东半岛，创“全真教”。王重阳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One]、郝大通、孙不二（女）七大弟子，号称“全真七子”。金大定九年（1169），王喆率丘、刘、谭、马四大弟子回陕西时，于途中羽化飞升。
全真教创教初期，教风刻苦简朴。弟子大多乞食为生，不建宫观，在山野市井修炼、传教。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修炼时先收心，达到一念不生，即“明心见性”。然后调整呼吸，按顺序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全真道的内丹学说认为人心具有“真性”，它又叫元神、元性、真心等等，是不生不灭、不变化的。成仙的根据就建立在它上面。重阳真人在《金关玉锁诀》中描绘了由元神炼化到达比较高阶段时，便有“阳神”出壳而飞升仙界的境况。“全真”，即“保全真性”之意。
重阳真人羽化后，刘处玄、丘处机先后掌教，以山东半岛为中心进一步发展全真教。据《北游语录》：刘处玄教旨“无为有为相伴”，至丘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经过前后二十余年的发展，全真教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上闻于金廷。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王处一被召至京，金世宗亲问养生之道。次年，又找丘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全真教臻于极盛。1219年，蒙古成吉思汗遣使召见丘处机。丘处机以七十余岁的
高龄，率十八高徒跋涉数万里，远赴西域雪山行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丘道教的炼养长生之术，丘处机以道家清静无为，敬无爱民戒杀之旨劝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敬而称其为“活神仙”，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丘处机于1224年东归，住于燕京长春宫。1227年卒后，葬于该宫处顺堂，即今北京白云观。
由于长春真人丘处机的经营，全真教鼎盛一时，《元史"释老传》说：“处机还燕，使其徒持其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真人也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
元一统后，南北文化渐趋融合，全真道渡江南传。江南名画家黄子久，即为全真道士，居苏杭授徒传教。元初江南全真道最大的活动点是湖北武当山，鲁大宥，江贞常等道士于元初入山传全真道，修复宫观、徒众颇多。李道纯原为南宗玉蟾门下王金蟾之徒，居真州长生观，入元后自称全真道士撰有《全真集玄密要》、《中和集》等，为元初内丹大家。李钰、赵友钦师徒活动于江西、江苏一带，其徒陈致虚“遍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江、庐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所撰《金丹大要》为元代内
至此，全真道遍传南北，盛大至极，其势力足以与当时渐联合为正一大派的符箓诸派相匹敌。全真教的地位因元室册封全真祖师而荣誉无加。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五祖为“真君”，后人称“北五祖”；册封王喆七大弟子为“真人”，世称“七真”。全真道贵盛至极后，教风崇尚奢侈，势力渐减。自元统三年（1335）完颜德明任全真掌教，其后继者再未见之于史传。
明朝时，全真道士被授予封号官禄如刘渊然，邵以正等辈甚罕，多隐修于山野，云游于江湖。明初有多名全真道士阐发教址。无垢子何道全，多年隐栖终南山，后云游东南，自《随机应化录》2卷录其语录、诗偈，多言心性，兼涉内丹命术。混然子王道渊撰有《道玄篇》、《还真集》、《升玄护命经注》、《青天歌注》等阐发内丹。
永乐间，属全真一系的道士张三丰，声望弥高，被称为“活神仙”。张三丰名全一，一名君宝，号三丰，一号张邋遢，辽东懿州人“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冉如戟，寒暑性一衲一蓑，所啖升米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张真人自称生于金末定宗三年（1248），曾为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为全真道士，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传以丹诀，赴武当修炼多年。他的门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真派的支派。
全真正宗，自元代以来，“七真”门下各自开派，分为龙门（丘处机）、随山（刘处玄）、南无（谭处端）、遇山（马钰）、嵛山（王处一）、清静（孙不二）、华山（郝大通）七个支派，以龙门派最为壮大，该派传至明代，出现以戒律密传的“龙门律宗”。
清代，全真派诸派中龙门派呈中兴之象，以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为中兴之祖。王常月，号昆阳子，山西长冶人，20岁时遍游名山，访求大道。1656年，王常月134岁时，任北京白云观方丈，顺治帝封其为国师，康熙帝皈依于王之门下。王常月广授度牒，还长途跋涉到江苏茅山，湖北武当山传戒，于是，龙门风教遍于天下。他严格管理白云观，清规戒律，道门严整，香火不断，成为全真龙门派的大长管，公认为“全真第一丛林”，龙门派大盛于世。
清末全真道逐渐势微。1912年，北京白云观成立了全真派的全国性组织“中央道教会”。
李家道为早期道教派别之一，流行于魏晋。该派尊仙人李八百为祖师，世人乃以其祖师姓氏名其派。李八百是两汉时期流传于四川民间的神话人物。葛洪《神仙传"李八百传》云：“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据葛洪记载，李宽所传李家道与五斗米道相似，以祝水为人治病，用三部符，并事导引、行气；所居道室名“庐”。葛洪又称：“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然虽不屠宰，每供福食，无有限剂，……或数十人厨，费亦多矣。”即是说它不像帛家道那样“煞生血食”，但要举办厨会（道士为人祈福治病的宗教集会），参加者有时达数十人。葛洪认为，如此耗费，“亦皆宜在禁绝之列”。举行厨会的作法，亦与天师道同。李家道在吴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计”。
从东晋至南北朝，发生了无数次“李弘”起义，因为魏晋时期所出的道书中宣传“李弘”是太上老君降世的化名，因而以“李弘”之名发动起义，前仆后继、连绵不绝。其实，尊李八百为祖师的李家道，到东晋明帝时已衰落，此后的多次李弘起义，已不是李家道旗帜下的起义，只是李家道多年的活动为其后的“李弘”起义准备了群众基础。
帛家道是早期道教派别之一，流行于魏晋。该派尊帛和为祖师，世人以其祖师姓氏名其派。据葛洪《神仙传》载，帛和，字仲理、辽东人。其师董奉为三国吴孙权时人，以行气、服术法授帛和。后到西城山，事王方平，受命入山，于石室中，视壁三年，见古人所刻《太清中经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图》。最后入林虑山（一名隆虑山），为地仙。
在西晋时，帛家道在河北、洛中已有一批弟子，不过当时的组织规模不大。至东晋，帛家道传入江浙一带，为不少士族所信奉。东晋后，不见帛家道的记载，可能融入了上清派、天师道中。
〖One〗、龙虎山乃是道教正统绝非无的放矢，齐云山是宋朝建立了佑圣真武祠才真正兴盛，武当山是因为元代出现的张三丰，而青城山与龙虎山则跟道教始祖张道陵有着很大的关系，青城山是张道陵的道场，当初天师张道陵正是在青城山上创立了道教。
〖Two〗、龙虎山则是世代天师居住的地方，自张道陵在龙虎山修炼丹道大成后，就由丹而见龙虎，将其改名龙虎山；等到了天师第4代传人张盛一代，张天师一脉便开始居住在龙虎山，一直到民国时期的第63代，距今已有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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