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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问》的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其语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结合，表现手法为抒情言志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期[2]。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
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荀子的《赋》；作为哲学思想与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汉赋注重的是其“述客主以首引”这种“本于庄、列寓言”的虚拟，以及于铺陈叙事中对神祗鬼物的暗喻。汉赋的虚构集中表现为：散体大赋习惯于铺陈叙事中暗喻神祗鬼物；骚体赋习惯于体物抒怀中追慕人神同游的超脱；某些汉赋直接以祭神和颂神为主题内容；个别汉赋甚至直接涉及人鬼交通的文化题材。汉赋表现出一种体物写实与神话想象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这种神话与现实交错并举的手法，确实产生了“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的艺术效果。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西汉、东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问答的形式。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是所谓“骚体赋”，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等；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固的《两都赋》等；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
尽管散体大赋有其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弊病，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它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辞句以及技法方面，在促进文学观念的形成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义上汉赋是古文的一种。狭义上，古文指先秦诸子散文及模仿先秦散文写的文章，而汉赋讲究铺陈其事，骈散结合，在格式和音韵上有限制，相比之下古文更自由。
在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在文坛上并驾齐驱，各领一代风骚，当时就有“文有司马迁，赋有司马相如”的说法。在文学发展史上，司马相如是汉赋最有代表件的作家。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成都人。由于仰慕战国时期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因而改名相如，然而,他所生活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战国时群雄割据的现象巳经逝去，蔺相如折冲尊组的业绩也难以軍演。所以，历史使司马相如把聪明才智转向了文学。在这个时代,新的文体汉赋正处于兴起阶段，涌现了严助、枚乘、枚皋、东方朔、朱买臣、庄葱奇、吾丘寿王等辞赋家群体。
而以司马相如的艺术成就最高和社会影响最太。他的《子虚赋》和《上林陚》以典丽宏伟的篇章，铺张扬厉的作风,萧散飘逸的意度，控引大地，错綜古今，歌颂了汉王朝统一大业的兴盛，表达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因而受到汉武帝的特别赞赏。后来武帝读了《大人赋》，据说感到“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更给司马相如增添了文学的荣誉。司马相如不仅最早建立了汉赋理论，而且在创作中吸取众长，匠心独运，为此种文体确立了固定的形体，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
司马相如是富于传奇性的才子。他早年外游，与梁王结好，梁王死后，冋到了成都。不久，汉武帝读到了他的旧作《子虚赋》，很是赞赏，在同乡杨得意的推荐下，武帝召相如人京。他的才华甚为武帝赏识。当时正值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王朝发土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司马相如主动请缨解决这个问题，武帝马上任命他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朝廷前去处理西南问题。他赤车驷马冋到了成都，完美地解决T问题。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豪言壮志的司马相如，特将升仙桥改名为驷马桥。至今它还是成都北上的必经之处。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敌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入愿做没有炅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时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这就注定了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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