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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唐朝历史上没有李焕这个人物。历史北魏时期有李焕这个人物。他字仲文,小字丑瑰,北魏官员,赵郡平棘人,中书侍郎李盛兄弟隆的后裔。李焕有才干,与郦道元一同为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占据代都而谋反,书侍御史李焕与任城王元澄审问查究他。李焕先驰马到州,宣旨晓谕,于是拘捕穆泰等人。
〖Two〗、景明初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用寿春之地归附,李焕以司空从事中郎为军司马,与杨大眼、奚康生等人迎接,从而执掌扬州事,赐爵容城伯。到荆蛮骚动,敕令李焕兼任通直散骑常侍慰抚他们,投降的有一万多家,任梁州刺史。
〖Three〗、当时武兴氐杨集起起兵叛逆,诏令李焕代任平西将军,督偏将大败集起的军队。又击败秦州叛贼吕苟儿,以及斩杀氐王杨定。返回朝廷,生病去世,赐赠幽州刺史,谥号为昭。
〖One〗、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比较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Two〗、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Three〗、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Four〗、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Five〗、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Six〗、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Seven〗、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Eight〗、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Nine〗、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Ten〗、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比较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1〖One〗、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Fourteen〗、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1〖Two〗、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1〖Three〗、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1〖Four〗、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1〖Five〗、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1〖Six〗、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1〖Seven〗、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如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1〖Eight〗、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1〖Nine〗、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20、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2〖One〗、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2〖Two〗、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Fourteen〗、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2〖Three〗、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2〖Four〗、元和〖Fourteen〗、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2〖Five〗、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2〖Six〗、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2〖Seven〗、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2〖Eight〗、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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