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宋朝社会矛盾这个问题，宋朝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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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宋代的民族矛盾十分复杂和尖锐。在中国历史上，自从大一统局面形成以后，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就一直存在，而且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从总体上来看，矛盾的激化时期和相对和平时期各占一半，但是，像宋代的民族矛盾这么尖锐的时期还是较少的。
〖Two〗、汉代前期的民族矛盾可以说是较为激化的，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在长达七十余年过程中没有停止过。高祖、文帝、景帝对匈奴都采取了“和亲”的退避忍让政策，直到汉武帝对匈奴采取强硬政策，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远征漠北对匈作战，将匈奴比较好战的势力给驱逐了，才换来了相对和平的一个时期。
〖Three〗、汉朝对匈奴的作战虽然十分惨烈、十分悲壮，但却是相对单纯的。首先，宋代的民族矛盾历时之长远远超过汉代，可以说这种民族矛盾和整个宋朝相始终。从宋太祖、宋太宗统一蜀、江南、南汉、吴越、北汉之后，对契丹（辽）、西夏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接着金又兴起，对宋朝产生了更大的威胁。
〖Four〗、虽然在金灭辽之前，给宋朝带来了短时期的安宁，然而宋朝并没有抓住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进行备战，而是陶醉在表面上收复燕云诸州的胜利中。当金朝消灭辽国之后直接面对宋朝作战时，宋朝就显出了力不从心的疲惫，就像一个病入膏肓之人面对一个赳赳武夫一般的怯弱，处处退让，步步失据。
〖Five〗、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当金朝北方的蒙古族兴起之后，对金形成巨大威胁时，南宋王朝又一次面临了新的历史机遇，本应该抓住相对安宁与相对小的战争压力的机会，实施战略准备，积极筹划新的战略反攻。
〖Six〗、但是，南宋王朝的统治者又一次表现出了病态的思维和心胸，居然犯了历史性错误。据历史记载：理宗绍定五年（壬辰、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楫来京湖，议夹攻金，史嵩之以闻。朝臣皆以为可遂复仇之举，独赵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不可不鉴。”帝不从，命嵩之报使许之。
〖Seven〗、嵩之乃遣邹伸之往报，蒙古（许）俟成功，以河南地来归。这次蒙古与南宋的约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带有十分明显的欺骗性。同样的错误宋朝的统治者却犯了两次，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统治者的神经是多么脆弱，心胸是多么褊狭。
〖Eight〗、宋朝的民族矛盾由于长期处于紧张和战争状态，所以不可避免地使民族关系也处于矛盾尖锐化的状态。这对宋代的思想发展、民族心理的流变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当然也就对宋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Nine〗、宋代的民族关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矛盾的情况十分复杂。与汉代的民族关系相比显出了矛盾的多元性的特点。除了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十分突出和尖锐的矛盾外，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极为复杂的矛盾状况。
〖Ten〗、除了前面所说的金灭辽、蒙古灭金的这种一个民族政权消灭另一个民族政权的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外，其他非你死我活的矛盾状况也大量存在。如辽国内部的民族矛盾迫使耶律德光制定了胡、汉分治的政治制度，迄具体办法是：统治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一律用契丹贵族，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
〖One〗、宋初统治者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有三：一是地方重臣和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二是土地兼并所导致的阶级矛盾；三是北宋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
〖Two〗、『1』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的统治政策造成冗官、冗兵和冗费，使国家积贫；
〖Three〗、『2』腐朽奢侈的社会生活浪费了国家大量财富；
〖Four〗、『3』“不抑兼并”“寓富于民（地主）”的政策，加速土地兼并，税收流失；
〖Five〗、『4』皇帝对军队的严密控制造成兵将分离和军队战斗力下降，使国家积弱。
〖Six〗、教训：宋代国家“积贫积弱”是封建制度的弊端和统治者采取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造成的，经济发展不等于国家强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革新政治。
〖Seven〗、当前世界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但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在增强经济、科技实力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深化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更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那么北宋年间的“人地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不抑兼并是北宋的基本政策，但是这短期的繁荣，为政策失灵埋下了祸患。起初，北宋为抑制武将的势力,诱导他们：“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宋太祖曾在乾德四年(966年)下诏命地方官吏引导民众开辟荒地，勤于耕作。北宋甚至公开提出“田制不立”的政策。
当时人王明清曾经这样评价“不抑兼并”政策:
“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这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带来的直接问题，那就是，不论国家如何“藏富于民”，也不管富有者们能为国家带来怎样的便利。在“不抑兼并”的政策之下，贫者处境将愈发艰难，富者连贫者阡陌将成为必然趋势。事实确实如此，北宋的土地兼并现象非常普遍，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北宋土地交易的自由与频繁。
从政府对土地自由交易的不禁止态度来看,北宋政府也很难禁止土地的兼并。首先对北宋的统治者而言，土地兼并现象与赋役税收数量这两者，显然后者更能引起他们的重视。至于是否限制土地兼并,统治者并不在乎，他们只是对田亩数量不实导致的赋役负担不均感到不满。
当然，北宋政府实行“不抑兼并”政策也是受多种原因影响的结果,。
一方面，是北宋政府出于适应历史的潮流的考虑不愿抑制。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确实无力抑制。
“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限田之令不可复行矣。”
就当时而言，土地私有化是历史发展趋势，是历史的进步,也必然造成土地兼并。在“不能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买田为生”和“今天下无在官之田,而卖易之柄归之于民”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手中既没有足够调节的国有土地,又无法逆转土地私有化的加剧,也只有默认土地兼并了。
人口暴涨，是北宋的显著标签。北宋时期人口大致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在基本实现南北统一的宋太宗统治时期，人口就已经比五代时期增长了不少。
太平兴国四年（979），全国大概有442万户。然而，从至道二年到徽宗大观三年这一百来年间，北宋全国户数从约4574257户飙升到20882258户，增长了3.5倍以上。总人口数的增加，直接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大。
北方人口密度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由每平方公里3.4增长到7.8户，增长了2.3倍。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区域的人口密度都高于北方平均人口密度。另外，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和京东路的清河、济水流域以及河北路运河沿线也都是人烟稠密的地区。
关中、河东、秦凤区域虽然人口密度一直低于北方平均人口密度，但与其自身相比，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这122年间仍有很大增长，并且增长速度都在2倍以上，甚至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区域。
南方的人口密度也增长很快。在太平兴国年间，南方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不足3户，略低于北方。而一百年后，到元丰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略超北方，平均每平方公里7.5户，增长了1.7倍。到崇宁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明显超过了北方，达到了每平方公里8.3户以上，是太平兴国时期的3倍多。
其中，江浙、福建、淮南三个区域人口增长比较多，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上。四川人口密度也有了很大增长，崇宁元年的人口密度是太平兴国五年的2倍。荆襄、湖南、两广区域虽然人口密度不高，但人口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湖南，崇宁元年的人口密度竟然是太平兴国五年的6倍。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房屋等建筑占地面积也随之增多。不可避免的会占用耕地的面积，从而导致了耕地资源的短缺。
从自然因素方面看，北宋地形复杂多样，尤其是地理环境非常复杂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山多田少，原有的可供利用的耕地资源比较有限。
然而，人口的供养需要大量的粮食，为了生存，人不得不寻找办法解决生存问题——向自然要土，去开辟新的耕地资源，向山、向水、向湖要田，如福建：
“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浙江一带则大肆围湖造田，如绍兴“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
当仅靠原有的耕地不能实现人地平衡时，耕地面积必然要扩大，进而相应引起草地、湖泊、森林转化为耕地。
圩田、崶田等就是宋代人向大自然要田的新招。宋人尽可能将土地转化成耕地，开辟出更多的耕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宋人应对人口压力的首要对策。
北宋中后期的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比至道三年（997年）增加了近6亿亩，2倍多。
然而，就北宋人口而言，耕地增加的数量还是十分有限。在宋初“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大背景下，土地兼并更加肆无忌惮、愈演愈烈，少地无地的农民随处可见。据估算，北宋占人口不过百分之六七的地主阶级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其中，占总人口百分之四的大地主占田竟达天下之半，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民阶级，占有的土地不过是垦田的四成，甚至少于三成。
因此，农民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少之又少，以致出现“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这种土地奇缺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人口的陡然增加和持续不断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是疆域面积的骤然缩小带来可耕地面积的缩小。人口的增加一旦超出了当时耕地的承载能力，那么人多地少的矛盾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为了应对人地矛盾，北宋政府和民众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生产率、向外移民、控制家庭人口数量、发展工商业等途径进行调节，以缓解紧张的人地关系。
招募入伍，政府招募无地少地的农民为兵士。统治阶级实行这一措施既可缓解紧张的人地矛盾，又可利用此办法增加了国家军队的数量，将失业人口加以收容和豢养，使其听从统治者的驾驭和指挥，从而成为支持和保卫封建政权的武装力量，大大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移民，通过移民来解决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从而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皇祐二年（1050年），北宋仁宗:
“诏京西转运司晓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愿徙者听之”。
元丰元年（1078年），政府命人考察较为地广人稀地区的荒芜官田，招募诱导闽、蜀两地民众前去垦荒耕种。虽然有大量民众迁移四方，但因外地移民的迁入，人口外迁对人地矛盾的调节力度还是有限的。
另外由政府组织的兴建水利设施，鼓励民众开垦宜农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等措施，也是北宋人进行农业生产、缓解耕地不足的主要方式。
节制生育。由于地少人多，广大农民为了减少税役的负担，不得不减少生育，或者为了减少养育孩子的负担而杀婴。如当时以地狭人多著称的福建路便是北宋人公认杀婴最严重的地区。北宋代的生育节制虽然是民众出于自己的各种考虑而自己决定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受到封建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制约，以及当时人地矛盾的影响。
经营工商业。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减缓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扩展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较之农业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工商业逐渐取代农业在福建人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但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直接依赖，还可以获得远超农业生产的丰厚利润，有了资金，又可以从事购买粮食，投资土地开发，水利工程修建，经济作物种植，教育机构兴办等一系列活动。
读书入释，缓解生存压力。当时人们对教育、科举的热烈追求和对佛教的执着崇拜，这既是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反映，也是人地矛盾下释放生存压力的有效方法。通过科举，获得升官外迁的机会，是北宋人们除经商之外的另一种外出谋生的方式。
精耕细作，改善耕作技术。北宋民众自发力争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同时种植更高产的新品种农作物。如占城稻，它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的特性，在北宋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被大为推广种植。
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以更低的土地成本养活更多的人，这使得同样的土地上可以允许较大的人口居住密度存在。在北宋，生产方式的转变无疑和新品种的引进、种植和推广一样，起了异曲同工之作用。
结语：在不抑兼并导致的土地兼并愈来愈普遍的情况下，北宋人口增长的数量和速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局面刺激了土地开垦数量的增加，但这对于缓解人地矛盾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政府有计划的政策和农民的自发努力相结合，使得这一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也为宋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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